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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真真 我的台独路程

2019-11-28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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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日本战败之后我的台独思想已经确定,1945年那时我只有九岁,我就决定我们应该自己当家作主,做台湾的主人,不要做日本人,也不要做中国人。

打开我这个思想的是我的父亲,他是美国留学的医学博士,他由中学就到日本同志社念书,大学到美国的South Dakota,得了学士学位之后,到印地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念医学院,毕业后到上海担任辅旦大学的医学院生物系主任,后来又到北京协和医院研究寄生虫学,所以他对日本,美国,和中国的社会、文化都相当的了解。

日本宣布战败之后他就主张台湾应该由联合国托管,我虽然不知道联合国是什么,但是每天听他讲就心里有非常深的印像,等看到中国兵进入台湾之后更深深相信这绝对不是我希望的社会和国家。

中国兵在台湾的行为恶劣,杀人强奸抢劫,又经过228,我亲眼看到台南市一位受尊敬的律师(汤德章)被绑在卡车上,背后挂一个牌子,写“土匪叛徒”后游街示众,并沿路打鼓,号召市民到公园见证叛乱者的下场。士兵叫汤先生在公园大树下跪地,他不肯,士兵就以枪托打他,以脚踢他,然后当场开枪,并且三天不准亲属收尸,用以示众,达到杀鸡警猴的效果。这种野蛮不人道的行为让我痛恨入骨,正如电影上早年野蛮国家的做法,竟然在我的童年的廿世纪亲自看到了。

我父亲和母亲共同在青年路开一个青峰医院,母亲是东京女子医学院毕业的,医院的大门从来没有关,不论外面有没有人,因为病人随时都会进来看病。但自从国民党来了之后,店里的东西一件一件遗失,后来连墙上的电灯泡也不见了,这是日本时代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国民党统治下小偷何其多,治安坏到顶点。

有一天父亲愤怒的从外面回来说“今天真衰,遇到一个中国兵,把我的自行车,手表,和钢笔都抢走了”,那支Parker的钢笔是Indiana University毕业时学校送的纪念品,我父亲非常珍惜它,从不离身,也不让我们碰。他的心爱的钢笔就这样被一个烂兵抢去了,他的心有多痛。

之后有一天半夜警察来到我家,说是要户口检查,就把我的爸爸和祖父从梦中叫醒,马上带走,不准他们换掉睡衣,直接就往台北去,经过几天的询问才知道他们被关在台北监狱,是什么罪名也不清楚。消息传来说只要拿两条黄金来就可以放高龄的阿公,我妈妈到处去向亲戚借钱,这时就有里长带当地的军头来我家,要求看我们的房子,军头还一间一间房间点头称赞,说“这间房间正适合我的儿子,这间给我女儿用,这间我们夫妇用最好”,好像马上要搬进来。我的妈妈一个女人带了七个小孩,一直哀求,也无动于衷,军头以战胜者的姿态掦长离去。

我的阿公是台南有名富豪,父亲又是留美的医师,我们的房子是依据他在美国的样式设计的,很大而且适服,里面有抽水马桶,是一九三零年代台南市唯一的设备,所以是台南有名的豪宅。那个军头一定看了我家很久,很想占有,知道我的父亲和阿公被捕之后,马上叫里长带他来,准备要搬进来。所幸我有一个阿姑是中国岭南大学毕业,姑丈是她同班同学的中国人,在台北认识了一些大官,开始找门路,同时我妈妈也借到了钱,交了二条黄金之后,阿公就被放出来了,经过几个礼拜,交了更多的金条,我爸爸也回来了,军头也没有再来找我们麻烦。

后来开始实行地方自治,我的堂叔叔想参加市长选举,警察常常到他家去威胁,叫他不要参选,最后他就放弃了。

我爸爸的一个叶姓朋友想参加市长选举,爸爸借给他二万元,被政府知道了,国民党要阻止他参选,没有成功,他们就来找我爸爸麻烦。不久有两个操外省口音的白衣人到我家来要找我爸爸,爸爸躲起来不敢见他们,他们就要我们一定要转告爸爸次日到火车站对面的西湖冰果店见面,借机会要向我爸爸揩油。

大学毕业后我的未婚夫因为生病无法服兵役,兵役科几个月就来一次召集令。有一个军官自己推荐要帮忙,每一次见面一定要在餐厅并且要他拿钱去付款,这种贪渎的事让他下决心,要离开这种黑暗的国家。

中国官,由大到小,由法官到军官,到小兵,能贪就贪,能抢就抢,他们自己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根本没有法治的精神,也没有公平正义。

我天生喜欢仗义执言,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一定会打抱不平,最不能忍受中国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社会。在台湾受到中学大学的教育,看透虚伪文化的毒害,来到美国看到这种开放的社会真是如鱼得水,马上就加入了台湾人的集会,积极参加推翻国民党的活动。凡有反对国民党的游行我们一家五口一定参加,从小孩还不会走路就背在身上参加游行,由纽约,到华府,到匹兹堡,到温哥华及西雅图,我们都没有缺席。

由各地来的反对党人士都是我们家的常客,主客在一起总是讨论促进台湾的民主化,使台湾更进步,社会更公平,因此我们也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先生在匹兹堡当教授时认识了陈文成博士,他是我们同郷会的成员,几次一起开车去华府游行,也在校园里参加研讨会,举办演讲会等活动。有一次许信良要来演讲,因为美丽岛事件发生,他临时不能来,我们因为通知已经发出去,只好按时间集会,其间陈文成的一些言论都被打小报告回去了,他说了很多国民党的恶行,并且批评政府。于是在1981年,当他带妻子和刚才出生的孩子去台湾见阿公阿嫲时,就被警方拘捕并且拷刑致死,丢尸在他的母校台大图书馆前面。

那时我们已经离开匹兹堡搬到西雅图,文成兄还打电话来说他要回台湾看父母,我们劝他小心一点还是不要回去,他说他没有做错事情,不会怕;而且他的父母很想看看这个新岀生的孙子,他为了完成老人家的期望就决定回去了。

他说在台湾时有一次坐公交车,有人想把他推下车,旁边正好有一辆车快速开过,如果他被推下车一定会被快车压死,幸好他身体强壮没有被推下。国民党在制造意外事件失败后,就派警察到家找他去约谈,从此一去不回。

他的死引起很大的震撼,国民党政府一直说他是畏罪自杀,他在美国任教的大学,卡那基美隆,也请美国专家去验尸,结论是他杀。而且一个刚刚做爸爸,年轻有为的教授怎么可能会自杀呢?政府就是不想破案也不去捉嫌犯,三十五年后的今天还是一个悬案。

我的先生很热心同乡会的事情,每到一个地方就被推为同乡会的会长,又参加台独联盟及台湾公共事务会、人权会等反对国民党的组织,国民党早把他看作眼中钉,所以早就被列入黑名单。

1977年他的母亲在台大医院进入加护病房的时候,他的妹妹从台北打越洋电话来,叫他赶快回去,国民党却拒绝给他签证,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回台湾看他母亲最后一面。

当时听到电话我们马上开几小时的车子去芝加哥办事处申请签证,处长出来谈话要我们写悔过书,我们问他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要悔过,我先生在医学院当教授,做事光明正大,为什么要悔过呢,处长说“你自己做什么事情你应该知道,自己招来。”我的先生说“我做了很多事,哪里知道哪一件事不中你们的意。”

谈判很久都没有结果,后来处长做一个下台阶,就说“大概是你交了坏朋友吧。”我先生说“我交了很多朋友,我哪里知道哪一个是你们所谓的坏人,你说出来吧。”处长也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完全违反法治的精神。他要控告我们却拿不出证据,最后还是不肯给我们签证。等我们回家之后他才打电话来说可以给我们签证,叫我们去拿,那时他母亲已经过世,赶回台北已经太迟了,这种没有人性的做法实在可恶。

1983年,他父亲在台北去世,也没有办法拿到签证,仍然是由我代理回台处理后事。当时我因为要照顾小孩,没有时间去做台面上的政治活动,所以没有被国民党的特务发现,才没有被列入黑名单。

当“世台会”(世界台湾人大会)第一次在台湾举行的时候,我们全家五口人都想去参加,但是只有我和两个小儿子有签证,我先生从一九六五年到达美国就被列入黑名单,没有过回台加签或入境签证的许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有家归不得的人了。但是没想到刚刚进大学一年级的大儿子David高高兴兴地拿了美国护照到西雅图办事处申请签证,办事处处长问他:”Are you going to attend World Taiwanese Conference?” 他回答”may be”。处长听到他可能去参加“世台会”,父亲又是台独份子,就拒绝了他的申请。对一个在自由国家长大的孩子真的不敢相信有这样不公不义的政府,也让他体会到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及无法无理无情。

那一年夏天我只有带两个小孩子去台湾参加世台会,本来可以全家高高兴兴一起去渡假、并且拜访亲戚朋友的机会,却变成一家分二处的遗憾。在台湾的阿公、阿嬷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日夜思念的儿子及长孙。

1988年,我的几个朋友的丈夫都被列入黑名单,我们几个太太都还有签证,所以我们就决定一起回去台湾。其中吴秀惠医师签证有些问题,她也比较出名,是台面上的人物。我们五个人一起搭同一班飞机,到达台北机场之后吴医师被拦下来,在机场被盘问几小时之后,被留在机场过一夜,第二天头一班飞机就被送出去,不准她进入台湾境内。这种完全没有人权的恶行只有国民党才做得出来。

在还没有离开美国的时候我就跟几个朋友交代,并且写保证书交给她们存著,说我绝对不会自杀,如果遇到什么意外,请一定要向美国官方通报,调查死因,为的是不要像陈文成一様,死得不明不白,又被国民党宣传说是畏罪自杀。那时的国民党为了保持政权连林义雄的母亲和幼儿都会杀,什么事情他们做不出来,残酷无情到了极点。

我们四个比较没有名气的就安全入境,张丁兰,毛清芬,叶明霞和我,被当地的同乡接到家里去,一路上都被跟踪,在他家外也有人二十四小时监视。自由派的报上登载有四位台独女将代夫出征的消息,很多团体都请我们去演讲。我们起初不敢答应,因为我们都是家庭主妇,只会照顾家庭,不会演讲也没有上过台。但是负责的人向我们保证,我们根本不必演讲,只要站在台上让民众看看就可以了。事后证明果然如此,民众想看的是哪一种人会公开反对国民党,主张台湾独立。

在我的故乡台南市,演讲会就在台南神学院的大礼堂,全场坐得满满,我在初中的一位老师到处问刘真真在哪里,他专程来看我,记忆中的我是十几岁,是他的几百个学生之一,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他当然不会认得我这个五十岁的妇人,等找到我时他热烈地握住我的手,感谢我对台独运动的付出,使我非常感动。演讲会之后很多郷亲来对我们说,原来台独份子都是这么高雅文彬,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种青面獠牙的恐怖份子。对很多同乡来说这是第一次接触到的台独份子吧,和他们的想像差很大,可见国民党政权欺骗大众的技俩。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正好遇到法院开庭审判台独案的许曹德及蔡有全,我们四人到法庭就坐在旁听席的最前面,当法官说台独有罪时我们四个人都站起来,大声地说“我们也主张台独,请把我们抓起来”,法官一时错愕,不知所措。后来只好说“你们到对面警察局去自首好了”。他明明知道台独思想本来就没有罪,可是国民党要他演这场戯,他也只好配合演出,所以他也不敢把我们当现行犯抓起来。

和我们同时回台的还有陈翠玉女士,她是台大护理学校的创办人及首任的校长,退休出国之后就被列入黑名单,她跑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几个城市的办事处都得不到签证,最后跑到新加坡才得到。已七十几岁的她跑了半个地球回到故乡,就病倒了。我们听到消息马上去台大医院看她,在她病房外面有人监视,每一个访客都被监视,国民党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护理之母这样的对待实在太残酷了,在我们探望的第三天她就去世了。

我们在台湾各城市跑了七、八天,让便衣忙了一阵子,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也松了一口气吧。等我们出海关的时候我们四人所有的护照签证部分都用大大的印章盖上“取消”,”cancel”,我们回家的路也就从此断了。那时我高龄的母亲还在台湾,每想到此就热泪满面,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持著,有故乡回不得,有母亲见不得,对蒋政权来说这算什么,他们把老兵带到台湾来不也是同样撕裂千万家庭吗?

之后我又几次到西雅图办事处去申请签证,他们都不肯给我。一个出生在台湾比国民党还早在台湾居住的人,竟然被排除在外,这种乞丐赶庙公的行为实在令人气愤。有一次我去申请被拒绝之后,气愤之下把办事处墙上的青天白日国旗撕下来踏在地上,这种影相全部被录下来,当时办事处大廰都有一个录像机专门在监视反动分子。所以我就变成西雅图的头号黑名单人士了,每个新来的处长都会得到有关我的简报,之后他们换了一个有玻璃框的国旗,挂得很高,我也没有办法再拉下来了。

有一次我们参加旅游,船上正有退任卡特总统一家人参加,总统办一个公开演讲会,我就问他对于国民党政府这种没有人道的作法,不让我回去我的故乡看我的母亲,他能不能帮助我。他只说这是各国的内政问题他没有办法干涉,会场有一些听众也很同情,跑来安慰我。

几年之后阿扁总统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来西雅图,我把黑名单的事情告诉他。他就问办事处处长关于这件事,他指著我们问处长:“你认为陈医师和他太太是恐怖份子吗?你有什么证据吗?”处长答非所问地推却责任,说是国内的问题。陈水扁立委答应要去立法院询问,黑名单的问题才被国内重视。我们很荣幸能够有机会招待立委全家并且安排他的儿子陈致中去参覌制造飞机的工厂,他当时是十几岁的男孩子,对于飞机非常有兴趣,我那时正在波音公司就职当工程师。

在美国居住五十几年中除了关心美国之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关心台湾的政治,主要是因为台湾的政治太黑暗,社会太不公平。依我这种爱打抱不平的个性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一定会跳出来,可以安慰的是台湾年轻的一代已经跳出来了,不像上一代的菁英都被国民党杀光。这一代的年轻人会为自己争取权利,这是让我非常安慰的地方。

台湾这几十年的民主运动中我也很高兴地能参与,虽然贡献不多,但也没有袖手旁观。梦想的台湾共和国还没有实现,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台湾人民一定会创建自己的国家,而把中华民国这个烂国家丢进历史!

刘真真

2015年12月7日于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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